鲁国“虎头蛇尾”的叛乱鲁昭公13年前529年春秋第一百九十四年（1 / 2）

南蒯开始策划叛乱。

他找到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慭，说：

“公子啊，你看看现在鲁国被三桓专权，尤其是季氏势力很大，这样可不行，你们国君家族不能老是受他的欺负，这样，我负责搞倒季氏，把他家的钱财归还鲁国公室，然后您让我占据费邑，我当大夫。”

当时，季氏家族凭着当执政官的便利条件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，形成了“季氏富于公室“的局面。能把专权的季氏搞掉，还能得到一大笔意外之财，作为国君的儿子之一公子慭当然愿意了。

这可是一石二鸟的局面啊，季孙氏很可能在这次的活动中，被严重的削弱，鲁国的君权可以得到回归，而公子慭就算是立下了大功，所以不用商量和动员，公子慭下决心动手了。

随后，南蒯又联合了鲁国大夫叔仲穆子（叔仲小）等人，并告诉了他这样做的原故，这样就形成了南蒯、公子慭、叔仲小等人勾结在一起的一股反对季平子的力量。

此时，叔孙氏的叔孙昭子，在其接位叔孙氏家族后，继续注重家族的传统，致力于外交的工作上，并连续代表鲁国出访，被鲁君以二次受命的规格，封为了上卿。

等到前面的季平子伐莒国后，人家叔孙昭子又前往晋国祭奠刚死的晋平公，处理国际事务非常的得体，所以回国后，鲁君又赐给了三次受命的最高礼遇，已经超过了鲁国曾经给他爸爸叔孙穆子叔孙豹的待遇的。

因此，季平子就很嫉妒叔孙昭子。

这样一来，季平子得罪了南蒯，又嫉妒叔孙昭子，里面都是敌人了。

俗话说：有了嫉妒，就等于两个人的友谊之间有了缝隙，可以被别人所利用，叔孙氏和季孙氏可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啊，其实朋友交往也是这样，一旦有了嫉妒，就有了被别人钻空子的机会了。

和南蒯结盟的叔仲小（叔仲穆子），看到了机会，就开始挑拨叔孙氏和季孙氏两家之间的矛盾，并且向季平子提出了关于叔孙昭子受三命，已经超过的前辈的事情，这是不符合礼制的，于是，季平子让叔孙昭子自动的降级，这真是势大压人啊。

叔孙昭子叔孙婼说：

“我们家族发生过竖牛的灾难，杀死了嫡子而立了我这个庶子，所以我叔孙婼才到了这个地位，如果是国家提出了对我惩罚，那我一定会遵命的，如果不是国家的命令，那么说明我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怎么能够你说降级就降级。

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到法院里面打打官司，评评理，不过，我要求法官一定要如实的记载我们的诉讼状况。”

季平子害怕了，自觉着有些理亏，就向叔孙昭子说了这是叔仲小的意思。

这样一来，叔仲小、南蒯、公子慭都感到季平子不靠谱，脑瓜子缺根玄，就要联合起来一起赶跑季平子。

公子慭等人，将准备削减季平子的势力打算，也告诉的鲁昭公，鲁昭公当然愿意了，就得到了鲁昭公的默许，但是鲁昭公对于到底能否打垮“三桓”中最强大的季氏家族，并没有信心。更何况自己登基，是得益于季氏的支持，为了避开这次的政治斗争的漩涡，鲁昭公就借着给晋平公送葬的借口，带着公子慭前往晋国出访了，溜之大吉了。

我离开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

对于鲁昭公来说，这样做也许不无道理，但是对于公子慭来说，就不一样了，他是策划者，代表着皇族，是核心力量，竟然也在爸爸的爱护下，跟着离开了是非之地。

所以，当一切都开始运行起来了的时候，在双方的政治斗争最关键的时刻，阴谋集团的重要人物公子慭，竟然陪着父亲鲁昭公去晋国进行外事访问了。

失去了鲁昭公和公子慭这个绝对的政治靠山，南蒯在与季平子的政治斗争中，就必然处于下风了。

风声越来越紧。

南蒯不想坐以待毙，但是也拿不定注意，到底此时造反行不行，他心里面也没有底气，便找了很会算卦的大臣子服惠伯，看看自己用《周易》得到的卦词，是不是吉利。

南蒯抽到的是坤之比卦，爻词说：“黄裳元吉“，卦象是很好，大吉的面子，但是这里面有个尊卑、上下的前后关系，因为黄是内衣的颜色，裳就是裤子的意思，元就是首领的意思，需要很合理的处理：“内衣、裤子、元首”的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才是大吉。如果三者关系处理不好，即便是得到这个大吉的卦象，也是不行的。

所以，算卦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性问题，不能但看卦象，很内行的惠伯跟南蒯说：

“这一卦，问的若是忠信之事就是吉，否则必败无疑。”惠伯还强调：“《周易》是不可以用来占问险恶之事的。”

这样一说，南蒯真的心里面打鼓了，到底造反行不行，还是没有结论，不过，南蒯明白一个道理，如果造反得不到手下人的支持，肯定是不行的，于是，南蒯就请费邑的人喝酒。

造反，必须取得他们的认可，这里的都是季氏的族人，只有摸摸他们想法，才能决定是否行动。

宴席间，南蒯委婉的提出了自己的意思。

当大伙知道了南蒯的想法后，就有人对着南蒯唱了一首歌，算是助兴，其实也是隐喻的劝诫南蒯，这首歌被后人收入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先秦诗卷一的乐府中，称为《南蒯歌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

我有圃。生之杞乎。

从我者鄙乎。倍其邻者耻乎。

已乎已乎。非吾党之士乎。